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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征文--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2019/2/27 16:56:12 人評論 次瀏覽 分類:專題報道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人教版教材發行工作這些年里的變與不變

         █文/段春燕

                我是七O后的新華二代,父母都是縣級新華書店的職工。生長、生活在新華書店的大院里,對書店的工作從小就不陌生。

                孩提時,發現一年中總會有那么些日子,院子里人來人往,時常還有馬車進進出出,車上堆滿了書。后來知道,那是發課本的季節,各個學校的老師到書店來取書,有的是用自行車馱,學生人數多、教材需求量大、路途較遠的學校用馬車拉走?!皣N嘚嘚”的馬蹄聲,吱呀作響的車轅,甚至還有散落在地上的馬糞蛋,駕車的老師臉上帶著樸實的笑容,共同構成了那個年代特有的教材發行圖景與不滅的記憶。

                后來,我到昆明市技工學校圖書發行專業讀書,學制三年,前二年是在校學習,第三年按規定要到新華書店實習。1990年9月,我被分配到楚雄州雙柏縣新華書店實習,那一年,我16歲。雙柏是農業縣,縣城所在地妥甸以出產醬油在云南省內小有名氣,但面積很小,只有幾條街道,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走完一遍。

                剛去那幾天,正是發教材的高峰期,我被安排到教材部跟著發教材。不大的倉庫,堆滿了人教版教材,在前輩的指點下,拆人民教育出版社發來的原包,點驗數量是否有差錯,再按各個學校報來的各年級學生人數,把各科教材配齊,放在提前劃好的位置上,在牛皮紙上寫好“大莊”、“法脿”、“愛尼山”、“安龍堡”、“獨田”等字樣,再把它們悉心蓋在分好的書堆上。學校的老師來了,協助他們一一清點無誤,打包上車——這個時期,馬車已經不是學校拉教材的基本裝備,僅僅只是偶爾可見的一種運輸工具了。

                發完書,得忙著跟學校結算書款。這個工作可難不著我們,因為我們在技校里最重要的一項學習內容就是打算盤,這是書店工作最需要的基本功。手指靈動地翻飛,加減乘除都能輕松地通過算盤完成,伴隨著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盤的算盤珠子相互撞擊發出的脆響,把一張張發貨單計算出合計金額,就能跟學校收錢了。這一季的教材發行漸漸接近尾聲,距離下一季的忙碌還有幾個月,那時候,旺季與淡季的工作節奏基本等同于夏與冬的距離。小城的生活真是慢啊,恰如木心先生說的那樣:“清早上火車站/長街黑暗無行人/賣豆漿的小店冒著熱氣/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

                為期一年的實習結束了,我被分配到昆明新華書店連鎖有限公司工作,期間,被借調到云南新華書店集團工作過一段時間。大概是1999年夏天的某個周五,接到一項緊急任務——對全省教材發行工作現狀、存在的困難和問題等進行全面梳理,完成相應的調研材料,周一要向上級主管單位上報。那個周末,忙著向各市州新華書店了解相關情況,匯總整合,條分縷析,夜以繼日地寫出了上萬字的材料,基本做到了客觀真實全面地反映云南省新華書店教材發行的基本情況。這次難忘的工作經歷,讓我第一次清晰地了解到在云南這樣一個疆域廣闊、山高路遠、偏僻落后、氣候多變、地貌復雜、交通不便的省份,要確?!罢n前到書,人手一冊”有多么的艱辛和不易。無論是戰火紛飛的革命時期,還是進行建設發展的和平年代,新華人的“背簍精神”、“扁擔精神”始終在傳承和發揚著:把書背在身上滑溜索過江,送到不通公路的極偏遠山區;山體滑坡阻斷了交通,人挑馬馱也要確保在開學前把書送到學?!氯A精神,在教材這樣一種肩負民族使命、關系民族未來的特殊文化產品的發行上,得到了尤為突出的體現和彰顯。校點多,校點遠,有些校點學生人數極少,教材發行利潤還不足以覆蓋交通成本,講政治,顧大局,少算經濟帳,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從來都是新華書店的自覺擔當和踐行,而非停留在嘴上的一句空話。


                到了2001年,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教育部正式啟動了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頒發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八次課程改革正式啟動。這次“課改”是對1999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和2001年召開的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精神的貫徹和落實,主要目的是要轉變人才培養模式,建立符合時代要求、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礎教育課程體系。先是在全國38個縣、區進行義務教育階段課程改革國家級實驗,分層推進,滾動發展;到2008年,全國初中已實行了一輪,有的地區達到2至3輪,小學接近一輪;2010年之后,從實驗階段進入全面實施階段。

                這次“課改”,對教材出版業和發行業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痘A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提出,為了改變課程管理過于集中的狀況,實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管理,增強課程對地方、學校及學生的適應性。并對教材開發與管理作出了明確規定,對原有教材出版和發行體制以及模式影響較大的內容有:

                ——完善基礎教育教材管理制度,實現教材的高質量與多樣化。

                ——實行國家基本要求指導下的教材多樣化政策,鼓勵有關機構、出版部門等依據國家課程標準組織編寫中小學教材。建立教材編寫的核準制度,教材編寫者應根據教育部《關于中小學教材編寫審定管理暫行辦法》,向教育部申報,經資格核準通過后,方可編寫。完善教材審查制度,除經教育部授權省級教材審查委員會外,按照國家課程標準編寫的教材及跨省使用的地方課程的教材須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查委員會審查;地方教材須經省級教材審查委員會審查。教材審查實行編審分離。

                ——改革中小學教材指定出版的方式和單一渠道發行的體制,嚴格遵循中小學教材版式的國家標準。教材的出版和發行試行公開競標,國家免費提供的經濟適用型教材實行政府采購,保證教材質量,降低價格。

                ——加強對教材使用的管理。教育行政部門定期向學校和社會公布經審查通過的中小學教材目錄,并逐步建立教材評價制度和在教育行政部門及專家指導下的教材選用制度。改革用行政手段指定使用教材的做法,嚴禁以不正當競爭手段推銷教材。

                自此,我們告別了人教社教材一統天下的日子,進入教材教輔出版發行的春秋戰國時代,群雄四起,逐鹿中原,各種版本的教材教輔充斥在市場上,品種五花八門,質量良莠不齊,被讀者投訴內容有錯漏、甚至有較真兒的讀者因為錯漏想與出版社對簿公堂的事兒也遇到過幾起。學校、老師有了更多的選擇權,我們的發行工作卻是大大地增加了難度。與地區間、學校間同一科目版本多樣化隨之而來的供需矛盾,成為發行中非常難解決的一個問題,要做到供需的絕對平衡,與蒙代爾三角要同時兼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與資本的自由進出一樣,基本屬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備貨要么多了,造成積壓;要么少了,滿足不了學生的需求。以前還可以通過區域間的調劑來部分解決這個矛盾,如今由于教材或配套教輔的版本差異大,可選擇的余地小了很多。

                在這個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歷史進程中,新華書店主動改善了服務方式,增加了服務內容,提高了對學校的服務質量。公司黨委書記、常務副總經理黃杰講過一個故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川舍塊鄉的一位老師,被學校安排去新華書店取教材。返程途中,大雪封山,山高路險,背教材背得精疲力竭的他在高海拔區域就地休息,再也沒能醒過來,猝然離世。如今,這樣的悲劇再也不會發生了,因為教材發行模式早已從過去的學校派人到書店自取轉變為由書店送書到校、分書到班。書店把繁重的、人財物力耗費多的、成本高的物流環節全部承擔了下來,“課前到書,人手一冊”的鄭重承諾卻是絲毫沒有改變,這簡簡單單的八個字作為教材發行工作的政治站位、政治使命、政治責任、政治任務,已經深深地融入了血液,激勵著我們無論在什么樣的環境和條件下,都要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確保完成,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2017年,我們又一次迎來了教材出版的重大改革: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指導和統籌全國教材工作,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家教材委主任劉延東強調,教材建設是事關未來的戰略工程、基礎工程,教材體現國家意志。6月底,教育部發出通知,要求從2017年秋季學期開始,全國中小學起始年級使用統編的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三門學科教材,2018年延伸至二年級和八年級,2019年實現義務教育學校全覆蓋?!叭啤苯滩牡木庉嫵霭嫒蝿?,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擔綱完成。這對于主持或參與擬定了2000年以前歷次中小學各科教學大綱,先后研究、編寫、出版了十一套全國通用中小學教材,基礎教育教材編寫出版領域當之無愧的國家隊、主力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來說,可謂是眾望所歸。

                教育部副部長、國家教材委秘書長朱之文在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學科教師國家級培訓會上指出,這次國家組織專門力量統一編寫義務教育“三科”教材,不是對原來教材編寫出版方式的簡單調整,而是著眼落實黨的教育方針、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作出的重大部署,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要從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把好教育系統意識形態關的戰略選擇、提升義務教育質量奠基工程的高度,充分認識統編“三科”教材的重大意義。

                由于審定時間晚,2017年秋季“三科”教材的發行期短、要求高、任務重,加之7-8月份雨季集中,地理條件復雜,在通往鄉鎮學校送書的途中經常遇到突發的泥石流、暴雨、山體滑坡等各種極端天氣,雷暴多發,洪水、泥石流、城市局部內澇等氣象災害頻發,我們的教材發行工作困難重重。面對困難,在云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云南省教育廳、云南出版集團、云南新華書店集團的堅強領導和有力指導下,迅速動員,在總結以往工作經驗的基礎上,結合17年秋季面臨的特殊情況,調整了工作思路和方法,制定了詳細工作計劃和應急預案等,做到事前精心謀劃、事中嚴格控制和事后認真總結,強化全過程安全質量目標管理。教材發行員加班加點,全天24小時連軸轉成為常態,為了完成這項光榮的任務,在發運過程中,采用變更運輸線路、大車換小車、人背馬馱等方式,各級黨組織動員全體黨員走進倉庫、走上發行崗位,投身發行工作第一線,亮出共產黨員的身份,喊出“我是共產黨員跟我上”的嘹亮口號。經過日日夜夜的全力奮戰,中小學起始年級“三科”教材的配送工作全部完成,確保了每一名學生在9月1日開學這一天,拿到了凝聚著黨和國家領導人心血與期望的統編“三科”教材。

                忠誠于黨和國家的教材發行事業,接受并且經得起考驗,在教材發行戰線上,類似的事件并非孤例,還有很多。他們用擲地有聲的行動,完美地詮釋著新華精神最寶貴的內核。

        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實現了由貧窮到溫飽,再到整體小康的跨越式轉變;中國社會實現了由封閉、貧窮、落后和缺乏生機到開放、富強、文明和充滿活力的歷史巨變。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進一步提高;民生得到顯著改善,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科技教育快速發展,社會事業全面進步,整體文明程度大幅提升;中國科技飛速發展,制造業正由“中國制造”變為“中國創造”。

                與新中國一起成長,與時代共同進步,在改革開放中傳承創新,經過沉淀積累奠定了品牌優勢、人才優勢、資源優勢和市場優勢的教材出版發行業,也悄然翻開了新的歷史篇章。

                要服務好教育事業,就必須具備相應的服務意識、服務素質、服務基礎和服務能力。

                進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代,“課前到書,人手一冊”的承諾不能忘,人挑馬馱、肩擔背扛的“背簍精神”、“扁擔精神”不能丟——它們是新華書店紅色基因的歷史傳承和外化的表現形式。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進步,我們應當向紅色基因注入更多的時代元素和科技含量,否則,對教育發展的服務就只能停留在一個較低的層次上,遠遠談不上與教育發展建立共生合作伙伴關系。譬如在傳統教材發行的基礎上,如何不斷擴大教育服務的邊界和外延?譬如在教育信息化的發展浪潮中,我們應該并且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譬如當越來越多的電子教材出現并且有可能演變成作為基本教材使用的時候,我們如何適應這種不可逆的變化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譬如在人口紅利逐漸消退的現實背景下,我們要怎樣通過技術的創新和進步獲得科技紅利?這些,都成為了教材出版發行業必須直面和思考的重大命題。

                值得欣喜的是,云南出版集團早在啟動“二次創業”之初,就開始著手籌建現代化的大型物流倉儲基地,耗費巨資引進先進的自動化物流系統和設施設備。投入使用之后,全省各市州縣的各個學校、各個年級甚至到班級,即可在物流總部一次性完成分揀發貨,大大節約了各級新華書店教材發行部門的物流成本,為學校提供更加高效、快捷、準確的集約化服務。被物流工作占據了大部分精力的教材發行人員將轉型成為服務教育發展的營銷人員,為學校提供更完善、更全面、更多元的產品和服務。

                幸運的我們經歷了這樣一個宏大的、輝煌的、激動人心的時代,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進程,以綿薄之力共同推動著教育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德國女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里說:“我們處在忘記過去的危險中,而且這樣一種遺忘,更別說忘卻內容本身,意味著我們喪失了自身的一個向度,一個在人類存在方面縱深的向度,因為記憶和縱深是同一的,或者是,除非經由記憶之路,人不能抵達縱深”,作為個體的我所擁有的與教材發行相關的記憶,其實,是時代的一個縮影,或者說,是一個時代之于我的某種投映和反射。

                如今,我們正全速航行在出版發行業轉型升級的寬闊海域上,領略著前所未有的波瀾起伏,無論是波谷的蓄勢待發還是峰頂沖浪的激越慷慨,都不會偏離此行的目標與既定的航向:在波瀾的下方潛藏著大海的深邃,那是載負我們揚帆的力量;東方冉冉升起的太陽,指引著我們前進的方向。

                我們相信,相近的文化、價值觀、理念決定了我們所能到達的高度。面對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未來,我們將繼續與人民教育出版社攜手共進,為教材出版發行事業的繁榮,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紀念課前到書四十周年”征文,獲得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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